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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 ，作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材料，没有钻石般玲珑剔透的晶体结构，实在是朴素之极。但在中科院院士干福熹眼中，只有实用价值的玻璃，恰恰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而
紧密的联系。从1952年起，干福熹开始研究光学玻璃，转眼已近六十年，人们经常尊称他为“和玻璃打一辈子交道的院士”，而他的人生也像他研究的对象一样―――朴质无华，无可替代。
祖国需要的，就是有用的1952年，干福熹和同学们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者，提前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来到新中国现代光学研究的摇篮―――位于长春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参加光学玻璃研制基地的建设。光学玻璃作为一种多组分的无机物，人们长期以来无法摸清其组分和性质之间的关系，很难造出具有特定性质的玻璃。弄清光学玻璃的成分和制造工艺，不仅是研制光学仪器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体现。
彼时的仪器馆一片空白，年轻的干福熹不知从何下手，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中国光学界老前辈龚祖同先生。龚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赴德国学习光学，竭力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工业基础，但解放前四处奔波，苦于得不到支持。新成立的仪器馆对于龚先生来说，是一偿夙愿的绝佳机会。
跟着龚先生，干福熹从维修煤气炉、铺设煤气管和油管做起。他俩一起睡在车间的熔炉边，在高温炙烤下昼夜不停地监视试验情况，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他用一个多月速成俄语，大量收集和翻译外国资料；跨越整个中国，远赴昆明设计和建立中国第一个光学玻璃生产车间，同时又到吉林大学学习结晶学等基础理论知识。
在念大学之前，干福熹想像中的“报效祖国”，是风风光光的参军、轰轰烈烈的土改。在仪器所的工作让他渐渐懂得，将祖国需要和自身特长相结合，才是最有用的工作、最好的事业。60年代初，干福熹建立了军工急需的我国第一代耐辐射光学玻璃系列，用于当时的核爆试验。1962年，在他领导下，中国第一台掺钕玻璃激光器诞生，仅比美国晚了一年。1964年，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他主编了70万字的《光学玻璃》一书，这也是国际上首部全面论述光学玻璃理化特性、品种和工艺的专著。
辞去职务一心钻研，值！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不少文人的追求，直至今日，仍有不少知识分子以担任行政领导为荣。而在近30年前，干福熹却果断辞去了行政职务，只为继续研究之路。
文革结束后，干福熹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科学院的副院长，兼任上海光机所所长。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整天都在开会，下班后还有不少人找到家里来谈事情。这样一来，专业研究就没时间了。干福熹好几次都想硬起心肠，把来访者拒之门外，可一想到对方肯定也是鼓足勇气才来敲自家门，他实在下不了狠心。
唯一的办法，就是辞职。1982年，干福熹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包括副院长和所长在内的一切行政领导职务，并表示今后也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不少同事朋友听闻此事纷纷来劝，干福熹的想法却很实在，现在50多岁，正是业务上有积淀、又能开创新领域的黄金时期，不做研究太可惜！人的精力有限，相比之下，放弃行政职务倒也没啥惋惜，毕竟自己不擅长当领导。
干福熹的“请辞”，整整两年后才得到上级同意，时任解放日报科技记者李文祺全程报道了此事。多年后的今天，当学术界出现浮躁功利心态和“官本位”文化时，干福熹当年的勇气和决心更显难能可贵。“他是我最钦佩的科学家之一。”李文祺说。
离开领导岗位后，干福熹开始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当时光电子学正在兴起，干福熹很快把工作转到光电信息领域，研究超长波长红外光纤通信、开创我国数字光盘存储技术。同时，他作为我国首批横跨两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光学和材料学专业的近百名博士生。此外，他还撰写多本光学、光子学和玻璃等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学术专著。
如果当初不退下来，又会怎样？干福熹说，领导位子上呆久了，难免会失去冷静的科学头脑，用行政手段推行自己的学术观点，压制年轻人。“与其犯这些错误，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研究，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这么一算，我是‘赚’到了！”干福熹如孩子般嘿嘿一笑。
不爱耀眼，但求有用
干福熹的办公室里，到处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工艺品。论纯度、论切割工艺，它们远比不上价值不菲的钻石，但在他眼里，这些玻璃堪称“无价之宝”，因为它们是我国光学材料发展的“功臣”。“比起人见人爱的钻石，我更中意玻璃这种材料，不仅因为它们见证了我六十年的科研之路，更重要的是，它们自身很朴实，却又很有用。”干福熹一直这么说。
一如玻璃没有耀眼的光芒，干福熹自己同样也不喜欢“名号”、“光环”一类的东西。继1984年辞去行政职务以来，不断有人请他“出山”，担任大学校长、科协主席，都被婉谢；70岁那年，他又向院里明确，所有重大项目不要以他为第一完成人；75岁那年，他更是拒绝在一切光学领域的科研计划中出现自己名字。他觉得这样是最“不累”的活法，“名利之外，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干福熹总是给自己安排了很多事情。2003年，年届古稀的他，在照顾老伴之余，决定进军一个全新领域―――科技考古，用先进的仪器和技术手段，为考古界传统的“靠眼观手摸”助一臂之力。
这次“文理跨界”的缘起，还是因为他对玻璃的热爱。研究了一辈子玻璃，他一直很想了解玻璃的“前世今生”，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真的是通过丝绸之路自西方传入？我们的玻璃成分，和西方的有何不同？经过仔细的史料翻阅和他拿手的成分分析，干福熹以“新手”身份在考古界提出了玻璃“自创说”，即我国古代玻璃技术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期，化学成分与西方玻璃也有较大差异。
近年来，他又开始研究玉器，还积极推动中科院与国家文物局建立联盟，共同加强对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看来，中华文明史上的不解之谜还有许多，文理各科的人才打破学科分割共同参与，是大势所趋。
无论从事什么研究，干福熹始终关心是否对国家有用、对学科发展有用。最近他正在华东医院养病，同时专心写回忆录。“我想把六十年的研究经历原原本本写下来，倒说不定对年轻一辈还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