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关注协会动态"
没有绝对过剩，只有相对过剩
今年5月中旬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一批重点产能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推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同时，解决国内相对产能过剩矛盾的一个非常英明的战略。”韩保江向记者表示，之所以要强调是“相对”的产能过剩，是因为所谓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绝对”的产能过剩。
“当前出现的产能过剩，跟我国自身内需不足有关系。之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相当快，投资需求强劲，而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许多产业产能出现了‘相对’过剩。”韩保江说，“过剩的产能并不是落后的产能，并不都是‘两高一资’行业，实际上我们很多产业的技术并不落后，产品也不是没有市场，‘相对’产能过剩的这些产业在中国的生命周期远没有结束。”
中国的很多产业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优势，在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重要的行业里，中国都具备了相当强的制造能力，这些工业的制造水平、技术的标准，大体上都在国际先进水平上，即使不是最先进的，也是比较先进的，而且生产能力非常强。
“那些在国内产能相对过剩的产业，如果被简单地武断地减产、关停，所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包括相应的交易成本的浪费，会是非常惊人的。”韩保江说，“如果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拓展国际市场，不仅可以减少这些浪费，而且可以延长国内很多产业的生命周期，当然，还可以为东道国填补某些空间。”
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体系不完整，希望通过工业化实现进口替代，进而扩大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实现贸易平衡；又如，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正为价格疲软而苦恼，希望办加工厂增加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产品和产业多元化。
顺应产业转移新趋势
国际产能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国际产业转移，国际产业转移并不是新鲜事物。就拿战后的几十年来讲，曾经出现了西欧和日本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现象，也曾出现了日本对亚洲邻国（或地区）的产业转移。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穆凯利，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0世纪最后的几年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价值链”分解转移的特点。即发达国家的科研条件、大公司的技术实力以及充裕的科研经费，把持着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的开发设计，以及产品的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加工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愈益被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这样，便造就了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核心环节与辅助环节相分离的趋势，实现了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生产不同工艺流程的分工，在不同产品型号的分工，在不同产品零部件的分工。
受访专家认为，在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应顺应产业转移新趋势，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布局。
“跨国公司是国际产业转移的载体。”穆凯利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跨国公司，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通过价值链拆分，把各环节配置到能够满足其全球战略需要的最佳区位，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产业的空间分割，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还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了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以充分利用各国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各个增值环节上要素禀赋的优势。”
可喜的是，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注重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中国企业国际化蓝皮书2014》指出，过去中国以低劳动成本参与国际分工，处于新兴制造业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现在中国企业不仅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出现向价值链上游延伸的转变，而且，已有一些中国企业通过对价值链上下游的控制，开始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统计，有62％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得海外销售渠道和营销服务的网络优势。
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以及价值链条上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已经成为将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有着紧密的经济合作。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在多领域展开价值链布局，以实现产业与资本的融合，技术与市场的对接。
优化布局增值环节
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载体的跨国公司，其产品链条的不同环节在外向转移过程中有着转移的先后序列。穆凯利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产品链条的环节从大的方面主要有：核心专长的技术环节、非核心的先进技术环节、标准化的常规技术环节、劳动密集型环节，这几个环节也是依技术层级由高到低的顺次序列。”
跨国公司，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往往集中技术资金力量于核心技术开发、升级，以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环节因而通常留在母国内；而会将非核心的、但在技术上又较为先进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同时将标准化的常规技术环节转移到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配套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则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廉的国家。
“这样一个序列最大可能地利用了各类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实现企业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穆凯利表示，“这是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中应十分注意借鉴的。”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已是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哪儿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呢？韩保江指出，这就要根据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特点，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推进。
“国际产能合作既可以和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国家开展，也可以和发达的欧洲国家进行。”韩保江说，“我们的很多产业要升级，可以借鉴欧洲发达国家的技术；有些技术，欧洲的确是不再需要，但不等于欧洲不需要相应的产品，像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等，欧洲也需要。”
韩保江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欧之间可以进行技术上的合作。一方面，欧洲帮助中国提高相应产业的技术素质和附加值；另一方面，中国按照欧洲的标准生产出产品，销售到欧洲。
当然，中国还可以和发达国家的优势结合起来，生产关键技术设备，以较低价格和较高质量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需求，拉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出口，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
“在与发达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可以进一步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自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经济转型大战略。”穆凯利说，“在积极鼓励跨国公司把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到中国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应该积极将自身的研发等环节部分转移到发达国家，以获取外溢效应。”
“而同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展开国际产能合作，就需要这些国家和地区让出一定的市场，由中国提供相应的产品，或者这些国家和地区让出一定的投资空间，提供投资便利化，让中国拥有产能优势的企业设厂。”韩保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