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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投资回报率(ROI)连续多年大幅下滑。有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从1993年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2000年至2008年稳定在8％至10％。金融危机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再度大幅下降，2014年已经降至2.7％的历史低点。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的话说，中国经济的症结不是速度而是投资回报率下降。
投资回报率直线降低的背后，是中国巨大的过剩产能和严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现实，去产能迫在眉睫。
一场以去产能为任务之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战，正在各地打响。记者近日深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甘肃、贵州、吉林、辽宁等省区市采访了解到，各地已经或正在制定去产能细化方案和试点计划，其中普遍注重退出旧产能与培育新供给统一，注重构建产能出清、准入等机制建设，注重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不过，考虑到客观存在的稳定风险、地方利益等因素，仍需要优化政策环境，构建去产能的动力机制及产能结构优化长效机制。
地方布局去产能
在地方去产能布局中，各地普遍既做“减法”也做“加法”，在重视人员安置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推动产能过剩行业转型升级。
“已经制定了初步方案，用三到五年时间再关闭退出煤矿510处，压缩煤矿规模7081万吨左右。”贵州省能源局局长张应伟说，到2020年，该省煤矿总数将从1260处减少到700处。
广东省在供给侧改革方案中明确，到2018年底，基本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江苏省也出台了系统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方案，其中明确2016、2018、2020年三阶段目标分解表，如到2018年底，分别压减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产能700万吨、1255万吨、600万吨、800万重量箱、330万载重吨，并基本出清僵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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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当前全国范围内的去产能工作“攻坚”氛围渐起，多数省份已制定了细化方案和试点计划。
在产业结构相对较重的资源型省份，如甘肃省，提出探索保留产能与退出产能适度挂钩，通过兼并重组提升综合竞争力，推动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甘肃酒钢集团共计划淘汰铁产能200万吨、钢产能300万吨，分别占总产能的18.2％、21.7％。
与此同时，各地都在有针对性地打造新增长点，因地制宜扩大有效供给。在浙江省，除了腾笼换鸟淘汰“低小散”块状经济的过剩产能外，还通过打造百个特色小镇来培育新的有效供给，聚焦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产业。贵州省实施“百企引进”和“千企改造”，对传统产业的1000户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并聚焦大数据、大生态、大旅游行业等“长板”和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短板”。
健全产能出清和准入机制
记者注意到，在目标明确、任务较重的形势下，各地正着手构建产能出清机制和准入机制，并着力推进产业链整合、产业内部转移及国际产能合作等。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建立产能出清机制。广东省详细提出包括建立“僵尸企业数据库”、分类处置僵尸企业等八项内容的《去产能行动计划》，包括出台国有企业出清重组僵尸企业促进结构优化的指导意见，以及省属国有企业出清重组僵尸企业促进结构优化的实施方案。
贵州省能源局副局长胡世延说，当地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计划在煤炭行业选择三至五家主体企业率先突破，为整体推进探索有益经验，以做好职工安置为重点，处理好企业资产债务。
与此同时，健全产业准入机制，严控产能增量。江苏省宿迁市研究制定了《关于建立工业投资项目准入评估制度的实施意见》，提出对属于严重过剩产能行业和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坚决不要，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贵州省明确，三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和产能核增项目，一律实行减量置换。
一些地方还提出，将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改进经济运行监测和风险预警，建立完善设备注册制度和产能监测体系，形成包括生产能力调查、测算、发布在内的工业产出和产能利用监测预警制度。
此外，多地正着力于促进产业转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甘肃省提出，积极推进一批重点企业，到中亚、西亚等国家投资兴办生产线，进一步提高企业国际产能合作水平。广东提出三年累计推动珠三角地区1600个项目转移落户粤东西北地区，三年累计新增境外投资额达400亿美元，初步形成境内外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
一些生存压力较大的企业，也开始主动转移、升级产能。“逼得没办法，要淘汰的都是近年上的新装备，不‘走出去’就变成废铁了，还要雇人看着。”甘肃酒钢集团董事长陈春林说，酒钢正在突破困难与牙买加商谈建设一个产业园区，其中包括转移榆钢公司100万吨的钢铁产能项目，并将根据后续市场及资源情况，对其扩能改造，形成200万吨产能规模。
去产能宜加强市场化手段
专家表示，旧的经济增长动力在下降，新的动力没形成，中国未来更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发现，多个省份已经出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或去产能方案中，均提出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企业规范化退出。但部分地方官员、企业界人士和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客观存在的稳定风险、地方的利益考量等仍需要通过优化政策环境，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去产能的动力机制和产能结构优化长效机制。
一是在继续营造积极的政策环境，适当调整干部考核。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适当调整强化干部考核政策等，一方面加强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对完成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的“硬任务”强化考核，另一方面考虑因化解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适当调低相应考核指标。同时围绕有利于完成去产能的总量目标，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机制创新。
二是继续营造更加市场化的环境，鼓励产能有效出清。多地经信委人士表示，产能出清宜加强市场化手段，重在标准建设和监管，更多用统一的绿色、安全、技术等标准来衡量，促进产能出清。
三是推动财税等政策创新，从源头遏制盲目扩张。部分基层干部认为，我国税制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体，且税款征收环节主要放在生产制造环节，这种利益机制易诱导地方倾向于扶持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建议在长期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同时，可考虑在间接税征收环节做一些调整，如主要间接税在消费环节征收等。
四是针对产业发展大数据欠缺等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建立长效协防机制。对于一些地方存在实际整体产能远超统计数据的情形。部分专家建议，需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设定相关行业的总量“天花板”，并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常态监督与及时纠错机制。
